第244章 突厥处罗可汗暴毙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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梁师都使者陆季览提出的南侵中原既能掠夺财富缓解经济困境，又能通过战争整合内部势力，可谓“一石三鸟”，处罗可汗果断采纳了此建议。

陆季览走后，处罗可汗立即召集各部贵族首领商议此事，他计划分兵四路，令莫贺咄设率军从原州（今宁夏固原）南下；泥步设与梁师都从延州（今陕西延安）进军；处罗可汗亲自率部从并州（今山西太原）进入；突利可汗联合奚、霫、契丹、靺鞨等部族自幽州（今北京一带）南下。同时，他还欲借“报隋朝旧恩”之名，攻占并州（唐朝河东重镇）用以扶持杨政道，但突厥贵族担忧此举将激化与唐朝矛盾，引发全面战争。

牙帐内，处罗可汗高坐在狼皮王座之上，手握金杯，目光扫视帐内缓缓说道：“杨政道乃大隋正统，如今蜷居定襄，岂能长久？并州富庶，又是隋朝旧地，我突厥铁骑若取之，既可安顿隋室遗脉，又能震慑李渊，此乃一举两得！”

阿史那·思摩是主和派老臣，只见他抚胸行礼，语气凝重道：“可汗！并州是李唐龙兴之地，驻有李唐三万精兵，城高粮足。我军若强攻，即便拿下，也要折损无数儿郎……更怕那李世民趁机出雁门断我归路，到时漠南牧场恐遭唐军焚掠啊！”

主战派年轻将领执失思力按刀上前，声如洪钟道：“思摩长老怎如此怯懦？去年我们刚破马邑，唐军望风而逃！如今李渊正与刘黑闼在河北厮杀，并州空虚，此时不取，更待何时？至于杨政道，让他做个傀儡便是，汉人最吃‘正统’这套！”

汉人谋士赵德言是原隋朝降臣，此时阴恻恻的插话道：

“可汗圣明！当年启民可汗落魄南投，隋文帝不仅助其复国，还嫁义成公主，此等恩义突厥岂能忘却？今扶杨政道入并州，正是昭告天下：突厥才是中原正统的护佑者！李渊篡隋自立，必失人心……”

处罗之弟阿史那·社尔皱眉打断了他的话，训斥道：

“赵德言！你张口‘正统’，闭口‘人心’，可曾想过草原儿郎为何要替汉人流血？杨政道若真得了并州，难道会甘心做突厥的狗？只怕转眼便与李渊暗通款曲！”

处罗可汗看着众人争论不休，猛掷金杯在地，怒喝道：

“够了！当年我父汗被都蓝可汗追杀，若无隋朝兵马钱粮，早成一堆白骨！这恩情是刻在狼神山上的！”他随即指向帐外，继续言道，“如今隋室绝嗣，唯留杨政道一脉，我突厥若不扶持，草原诸部谁还信我‘重义’之名？明日点兵五万，直扑并州，谁敢再谏，按扰乱军心论处！”

突厥处罗可汗不顾贵族群臣反对，执意推行“攻取并州以安置杨政道”之策，此举名义上宣称“报隋朝旧恩”（其父启民可汗曾因突厥内乱逃亡隋朝，得隋文帝资助复国），实则欲借隋室旗号介入中原，扩大突厥对河东地区的控制。然而，以阿史那思摩为首的突厥贵族强烈反对，认为并州驻有唐将李仲文重兵，且“悬军深入，粮运阻绝，恐非万全之策”。处罗却以“此恩不可忘”为由，强行调集兵力，准备联合梁师都等割据势力筹备南征。

然而，处罗可汗的军事计划尚未实施，便突遭变故。史载其“将出师，遇暴疾而卒”，从发病到死亡仅数日，病程极短。关于病因，正史记载较为模糊，《隋书·北狄传》称其“忽呕血不止”，《旧唐书·突厥传》仅以“暴疾”概括。结合突厥贵族普遍酗酒的习俗（《新唐书·突厥传》载处罗“性素沉湎酒色”），现代学者推测其可能死于急性肝病或心血管疾病。另有史料提及当时漠北“久雨，卒大疫，死者甚众”（《隋书·北狄传》），或暗示处罗感染了流行性疾病。

处罗生前欲立儿子奥射设，但义成公主以“奥射设丑弱，不类可汗”为由反对，处罗卒后，义成公主支持其弟咄苾（继位后称颉利可汗）继位。现代学者吴玉贵在《突厥汗国与隋唐关系史研究》中指出，处罗之死极可能是突厥亲唐派与亲隋派博弈的结果，义成公主为确保自身在突厥的政治影响力，其一直想要重新恢复隋朝统治，便选择更具进攻性的颉利可汗继位，而处罗对中原的怀柔政策已不符合突厥贵族利益。

义成公主作为隋朝遗脉的核心维护者，长期致力于联合突厥反唐，其“在虏庭有宠，突厥法令多由其出”。然而，史书从未记载她与处罗之死存在直接关联。所谓“义成公主以五石散毒杀处罗”之说，实为后世附会，北宋司马光在《资治通鉴考异》中提及此传闻，但明确指出：“义成素欲存隋，处罗方行其志，岂有害之之理？”，五石散（寒食散）盛行于魏晋，至隋唐时已趋衰落，且主要流行于中原士族阶层，突厥医药体系以萨满巫术与草原草药为主，未见贵族服用五石散的记录。

处罗之死的直接影响是迫使突厥开始战略转向。颉利可汗放弃攻取并州的计划，转而利用杨政道政权固守定襄，同时频繁南下劫掠唐境。

与此同时，处罗死前对漠北诸部采取分化策略，对反叛的薛延陀、回纥等铁勒部落实施军事打击，《旧唐书》称“处罗发兵击薛延陀，大破之”，而对契丹、奚等部则通过联姻笼络，依旧维系突厥在草原的霸权。

处罗可汗的短暂统治虽未能逆转突厥衰势，却深刻影响了7世纪初的东亚格局。他扶植的“后隋”政权成为突厥干预中原的跳板，隋朝后裔杨政道部众后被唐太宗收编为“蕃口”，加速了胡汉融合；其对隋制的模仿，如“突厥始立长史、司马，盖拟夏官”，客观上推动了草原政权的官僚化尝试。

然而，其战略局限性亦显露无遗，处罗可汗过度依赖隋朝残余势力，未能有效整合草原诸部，导致突厥在颉利时代陷入“诸部离心，频年大雪，六畜多死”的困境。贞观四年（630年），颉利可汗被唐军俘获，东突厥汗国灭亡，而这一结局的伏笔，早在处罗时代已然埋下祸根。

历史长河中，处罗可汗的形象常被颉利的锋芒遮蔽，但其作为隋唐易代的亲历者、游牧文明转型的探索者，其经历和政治行为仍具有独特的研究价值。他的一生折射出草原帝国在传统部落制与中原集权模式间的摇摆，其政治抉择既受制于突厥贵族的利益博弈，亦被裹挟于中原王朝更迭的洪流。从长安朝觐的王子到定襄城里的“隋王”庇护者，从雁门之围的参与者到唐突对抗的策划者，处罗可汗的个人命运与时代变局紧密交织，成为中古东亚多元文明碰撞的生动影像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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